A074-077 | 時事 | 非常人語 2011-03-10
今年一月，一名廿五歲富士康女工程師跳樓身亡，是有紀錄以來第十九跳，該廠慘劇，是現在進行式。
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，連同中、港、台幾家大學的學者、學生，調查富士康工人血淚史，近日出版《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》。
潘教授四十一歲，個子小小，言談雅馴，看不出竟一身是膽，早年捲起衣袖當打工妹，將經歷寫成《中國女工》，一時蜚聲海內外；今次再下一城，揭露富士康有加班無補水，工傷私了免問責，指示工人歌頌總裁郭台銘為「爺爺」。
她期望當面大罵郭爺爺，「這班研究人員有個好強烈願望，跟郭台銘對話，自費都去！你寫多幾句吧，令他不出來對話就好樣衰！」
潘毅不求降魔伏妖見血封喉，只望拯救中國二億三千萬農民工，甚至締造烏托邦，「中國現在走市場經濟，以前走計劃經濟，現在中國發展模式吸納兩個制度最壞的地方：資本主義最原始的資本累積，講白一點就是剝削勞工，我們又覺得社會主義比較專制，我希望將兩個制度最好的地方放在一起。」
工人自殺，究其原因，絕望，「工人雖然一個月賺了二千元，但出去買部手機也要二千多元，而他們每日製造很多手機，覺得自己有份製造財富，但這些財富不屬於他們。」
潘毅口袋裡的手機，可是富士康生產的iPhone？「我沒有用iPhone，但我用Samsung，都是富士康造的。你說杯葛哪個品牌，我覺得意義不大，它壟斷了廿幾個品牌，總有一款是它製造，總有一部喺左近。」
工人跳樓，你我手上都有鮮血，「當然，我覺得大家都有鮮血，大家都給壓力富士康的話，調整機會是有的；如果大家都不覺得自己是犯罪一分子，改變的可能性便小。」
不能避免沾血，只能贖罪，「你用四、五千元買一部iPhone，難道沒有權要求富士康改善工人待遇？為何要我用跳樓機？」相信喬布斯也想不到iPhone 又名跳樓機，「工人叫iPhone做跳樓機，不是我說的。這對品牌也有小小影響，蘋果會擔心：『消費者說我的是跳樓機！』」
蘋果曾派專家團到富士康調查，專家團則向潘毅招手，每日報酬一千美元，可是要簽保密協議，不能公開資料，「當時我已經做緊研究，我真係要『隊佢』，要出報告，所以reject咗。」
新書這才得以面世，裡面羅列富士康罪行，本文不抄書，記者只想知道潘毅的感受。一天她在太原廠房外遇上幾名學生工，問他們工作是否愉快，「他們鄙視的眼光令我好難受，像說：『白癡問題！』」如此感受何不寫在書裡？「我要準備富士康找經濟學家、心理學家質疑我，所以書裡不放感情，變成學術報告。」
烏托邦
潘毅隊還隊，須知鮮血不能洗去鮮血，「我並非特別憎恨哪一品牌、企業——我憎富士康，但它不是我唯一令我憎的，迪士尼一樣令我憤怒。」○五年她的學生捧着浴血的米奇老鼠，抗議迪士尼的代工廠房年生過百宗意外，傷者個個斷指，迪士尼隨即更換機器，「我因為這種經濟活動模式而憤怒，眾多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，應該有更好的分配方法。」
那就是資本、社會主義crossover，「留用資本主義的有效率管理，通過社會主義的分配方法，財富分給工人，不讓郭台銘拿去買私人飛機。」她要締造烏托邦，「我覺得這個烏托邦不是遙不可及。」
港人熟悉的公平貿易，或者聖雅各福群會的「時分券」，就是烏托邦的入門標準，繼而發展成合作社，機構有多名老闆，兼任員工，多勞多得，中山崖口村正是這樣生產，印度Sewa更有百多個合作社，西班牙蒙德拉貢（Mondragon）規模更大，「他們在中國有廠，你可以上去看看。你寫這個例子最好，第三世界就話無人肯學，西班牙屬於歐洲，較多人肯學。」
記者最關心的傳媒行業，也有得諗，「幾個像你這樣的人走在一起，搞本雜誌，不一定叫《壹週刊》，叫《貳週刊》吧，開始時銷量幾百，愈做愈大，幾千、幾萬，吸納更多人經營，編輯、記者、讀者之間比較互動。」
澳洲某地區報紙停刊，編採人員不捨，接手營運，退休教授、退休校長、老師紛紛義務加入，讀者變記者，「他們帶了敏感度入來，他們知道退休人士愛看什麼，老師知道學生年輕人愛看什麼。他們成立了合作社，run得成功。」
專制
中國改革開放之初，九三年深圳一場大火燒死八十多名工人，那時候潘毅在港大唸社會學碩士，跟隨國是學會北上探望，只見生還者除了面部全身燒傷，「當時一下子接觸（資本主義）比較黑暗的一面，我便想，可有一種經濟行為不需要多人犧牲？如無死傷，可能我不會問這些問題。」
大時代造就奇女子，記者只擔心她被自由經濟主義者視為異教妖女，綁在十字架上燒死，「如果你罵社會主義專制，我問你，富士康不專制麼？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管理模式專制一些，還是當年人民公社、國營企業專制一些？如果你有研究，會發現當時工人自由得多。」
潘毅父母當過大陸幹部，擔任集體企業管理層，「如你比較哪個制度更加專制，社會主義沒有處理政治民主問題，資本主義沒有處理經濟民主問題，而經濟民主問題每日牽涉你和我的生活，政治民主講緊幾年一次的選舉，我覺得離我更遠。」
今年初出版《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》，「我在《大工地上》講得好清楚，現在工人待遇比解放前還要差，當年建築工人是師傅徒弟制，徒弟捱得好辛苦，但三、四年後變師傅，身為工匠，在社會上有地位；現在包工頭制，你話工人有何社會地位？你問我，我說現在其社會地位是有史以來最低。」
她說，大家對兩種制度都認識不深，「尤其抹殺社會主義的好處，又當資本主義好自由，富士康工人如何自由？你告訴我，香港大家樂員工如何自由？」
學術遊戲
潘毅在倫敦大學唸人類學博士時，跑到深圳港資電子廠打工八個月，寫成畢業論文《中國女工》，○五年贏得C. Wright Mills大獎，她只感奇怪：「《中國女工》你不用讀畢，揭一、兩章夠了，你會發現高度學術化。要攞獎，理論要創新，不能單靠議題本身，那麼精力都用來搞理論，服務理論，不是服務人民。」
這個學者較入世，「《富士康》寫得淺白，故事為主，無甚學術框架、理論，一定拿不到獎，但我覺得《富士康》、《大工地上》影響較大。」早前香港最低工資立法，由於學術上難有突破，沒有學者說話，「你不能說香港學者沒良心，只是學術遊戲正在壓迫他們。」
潘毅曾在科大任教，為了終身聘用，也玩遊戲，「不能不玩，我寫了大量英文著作，待會給CV你看。不是我想要（終身聘用），在科大你拿不到，會炒魷魚。結果拿到後，我炒它魷魚。」何苦？「咁講好似好驕傲，我搵工唔係咁大困難。」當時北大、理大合辦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，是她杯茶，○七年先到北大研究，○八年再到理大，任教至今。
潘毅有個大狀弟弟潘熙，如果香港有維權律師，非他莫屬，曾代表盧少蘭婆婆對抗房委會，觀乎後來領匯的惡行，那場官司可謂聖戰。目前馬尼拉慘劇死因聆訊，遇害領隊謝廷駿的家屬便聘用他。
一門雙傑不出奇，難得都是有心人，「社會公義事件，我倆看法靠近。」互相影響，「在思想上，中國問題看法，我影響他；我弟弟喜歡照顧人，所以雖然我比他年長兩歲，但我是被照顧的人，不是我照顧他，有少少逆向。
「生活上他很照顧我，擔心我沒地方住，沒有飯吃，點解我咁瘦，食唔飽呀？我係好瘦，不足一百磅，但我不是沒飯吃，只是他覺得我太投入工作。」獨身的她說：「但我不覺得我不會照顧自己，唔餓死就得啦！」
後記
潘毅問記者：「你是否真的覺得《壹週刊》可以講咁多這方面（社會主義）？我擔心你，也擔心我自己。」
《壹週刊》崇尚市場經濟，今次訪問的確離經叛道，但我們很尊重個人不同意見，記者反而擔心她。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早前發表類似論點，國內主流傳媒對他狂轟猛炸大半年，只怕他朝君體也相同。
社會主義已成過去，潘毅強調一定不走回頭路，更不擁抱共產主義，「不用將所有資產也拿來共分，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，不管你付出幾多；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。」
她解釋：「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，在於無法解決當前勞資矛盾，尤其近年出現富士康工人自殺；建築工人工傷、職業病，得不到賠償；女工即使沒傷，但工資太低，雖然一代一代努力，仍無法在城市生活。」
最後，「我俾人揼，你會支持我嗎？」她問泥菩薩。
